葛瑞汉的这一理解一方面与孟子的本意有背，因为孟子非但没有强调感官属性与道德属性相互冲突，恰恰相反，从其形色天性也，践形、睟面盎背、四体不言而喻、通过心养吾浩然之气等言论，完全可以看出，他认为这两种属性不仅可以相互一致，并且真正合乎人性的理想恰恰是二者高度的统一。

但是，任何物，作为一种独立自在的存在，其存在价值、具体的使用价值、功能与用途则是多方面的。聚族而谋之曰：我世世为洴澼絖，不过数金。

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。牛马有四足，因此而可以自由驰骋，这是天然如此的。(参见罗安宪)可以看出，这一切的基础，还是外物。针对无用的大樗，庄子告知惠子曰： 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从不以用的立场观物、待物而言，无用之用亦是有局限的。

而将不龟手之药用于战事，并因此而取得战争的胜利，获得裂地之封，这是用大，是充分地无限地使用某物。舐其叶，则口烂而为伤。西方思想的出发点是物，即自身完整的实在，万物一理而成有序之世界(cosmos)，于是，思想的根本问题就是一切存在之本原问题。

并非所有事都能够被称为作。生命服从必然之理，而生活开启可能之事，因此，由生命而生活意味着问题由必然之理转为可能之事。天下封建制度实为周朝创制，周朝之前只是万国盟约体系(18))。如前所述，自然之天经地义是一切可能生活的前提条件，因此，天地无争议，唯有居于天地之间的人之所为才生出需要反思的问题。

对此，韩林德有一个洞见：中国对万物万事都作美学化理解，而这种美学理解是时间性的，也就是音乐性的，可称为音乐宇宙化或宇宙音乐化⑧，即古人所谓乐者天地之和或大乐与天地同和[2]《礼记•乐记》。如果一个文明能够建构一个不可替代的精神世界，就拥有无法撤销的存在天命。

有德无位，即无制作之权。(12)参见博尔赫斯《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》，王央乐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69-83页。是以‘自天佑之，吉，无不利。事的问题围绕着时间分叉所定义的未来性而展开。

张衡之仰飞纤缴，俯钓长流。谢灵运诗云：俯视乔木杪，仰聆大壑淙。于是，诗词的意象流动是音乐性的，书画的笔墨运行也是音乐性的，一切美学经验皆寻求音乐性的生长节奏。此种以变通而长久、以转化引导变化之法几乎见于所有行为中，治国、用兵、生产、持家、对人、待物、音律、诗词、笔墨，乃至围棋与武术，所有行为方式都同构地具有变而化之法。

作创作的是未来，把将来时的多种可能性约束成唯一的现实性。通常的猜测是，昔之图形暗示了对过去大洪水的记忆[13]725。

存在的时间性无法以无穷同一重复为定义，而只能由变化所证明。这样的信念就是思想和生活所必需的前提或界限，它意味着自由意志和思想能力的界限，也就是主体性的界限。

范睎文举例：苏武诗云：俯视江汉流，仰视浮云翔。(18)详见赵汀阳《天下的当代性》第一章，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。道家谓之无以易之之若水之法④，各家说法虽有不同侧重而其义一也，可以说，变而化的方法，要义在于化。例如，司马迁所研究的古今是周秦之变，这不仅仅是改朝换代，而是制度改变，所以是历史时态的改变。拉丁文的cogito或facio虽然在语法上包含我，但却是隐含的，正如古汉语的思或行也隐含着行为主语。生长的艺术(Art)是一种存在论，而不是物象的艺术(fine arts)，但生存的存在论也同时表达为美学证据，所以孔子说成于乐[4]《论语•泰伯》。

比如说，对于西方而言，圣保罗开创的普遍主义传统就至今具有当代性，阿兰•巴迪乌论证过这件事情(19)。有规可循之道，是礼教法度，大致相当于西方所谓nomos(规范)，而万事动态变化之道，乃是形而上之道。

既然存在即生长，以生长为主题的思想所反思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日新的生长之道。中国的精神世界大概始于新石器时代，而基本成型于周代。

(17)另据马如森，谓十口相传之事为前事。(14)张文江认为，六经有两个层次：《易传》《春秋》是一个层次。

韩林德认为，天地万物的分布和运行有其节奏，因此天道本身就是大乐。然而非主道者，故曰作者[8]《吕氏春秋•审分览•君守》。如无未来，历史的意义就不再生长，过去就被封存在完成式的往事履历里，而不再生长的历史就变成了与生活相分离的古迹，也就对生活无所说明。这意味着，作为形而上学问题的未来不可能有一个必然答案，但对未来的问题却可以有一个历史的解决，即化形而上学问题为历史问题。

还有《吕氏春秋》所言：奚仲作车，仓颉作书，后稷作稼，皋陶作刑，昆吾作陶，夏鲧作城，此六人者所作当矣。既然西方思想焦点在物，因此必格物以求理，考察万物各有之性(physis，物理)的器物知识属于物理学，即科学之古名，而哲学是元物理学，解释万物存在之不变通理。

就是说，天地是准则，人是问题的制造者。可套用笛卡尔第一哲学的公式我思故我在(cogitoergo sum)而称为我行故我在(facio ergo sum)⑥。

孔子之立教虽非制度立法，却是精神立法，司马迁之见，似乎更为深刻，但其中理由，司马迁未加解释。可见今的意义不仅是此时，更是以作开来的时刻，所以与其说今是时间刻度，不如说是历史刻度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思想的最终目标不是事物的真理，而是生长的艺术。生长必扎根于不动之地，谷物和农民的生长不在空间中迁徙，而在时间中等待，以保守不变之空间去呼应万变的时间，变通者，趣时者也[1]《周易•系辞下》，于是步步跟随时令而动，按照四季、节气、日出日落、月圆月缺提示的一切时机而定须为之事，与时间变化节奏同步而维持相对不动点，与不确定性的维持确定关系，这种生活方式提示着万变与不变合一之易理。并且(2)一种共同默认的秩序被破坏了。人所以为万物之灵，不在于勇于僭越，以自身尺度为万物立法，反而在于能够弃我从物，超出自身尺度之局限而以万物为尺度，因此能够分享天地之道。

内容提要：中国的连续性从无断裂，其关键之存在论理由是，中国是一个以变在(becoming)为方法论的文明，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(being)本质的文明。未来具有不确定的多种可能性，并非人谋所能先定，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，但既然人必须谋划未来，就只能借助过去经验，以可见的现实性去理解不可见的可能性。

孔子将配天的形而上原则贯彻为历史原则，于是，历史与思想为一，所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[11]1，进而，历史性成为思想的核心问题，而历史作为对生长方式之存在论反思就成为一方之圣经。每时每刻的未来都蕴含多种可能选项，因此，不同的事造成不同的未来。

事正是一切思想问题的出发点：做事而存在。本土不仅是谷物扎根之土地，也是人扎根之家园。